中国古人的赚钱技法非常高明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商场如战场，需要经营者(将帅)的智慧，而中国古代的经商者早就有一套成熟的营销诀窍。
知地取胜，择地生财。兵法云：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，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，为将者不可不察也。经商如作战，商场如战场，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，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，更是深谙此道。他以战略家的眼光，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。遂选陶地为营销点，果然，19年间他三获千金，成为世贾，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，留名青史。《史记-；货殖列传》中所载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，实行了移民政策，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，不愿搬迁，要求留在原地，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，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民风淳厚，居民热衷于买卖，商业易于发展。几年后，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。
时贱而买，时贵而卖。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，时贱而买，虽贵已贱；时贵而卖，虽贱已贵。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，把握时机，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。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。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，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，当机立断。魏文侯时，国人注重农耕，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变化。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，卖出丝漆。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，售出粮食。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。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，精心经营，以至家累千金。
见端知末，预测生财。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，为雪亡国之耻，终日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当得知吴国大旱，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。第二年，吴国粮食奇缺，民不聊生，饥民食不裹腹，怨声载道，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。苦心人，天不负。越王终成霸业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。
这里越王勾践做的是一桩大买卖，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。《夷坚志》载，宋朝年间，有一次临安城失火，殃及鱼池，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，但是他没有去救火，而是带上银两，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、芦苇等建筑材料。火灾过后，百废待兴，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，此时，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，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，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。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，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，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。
薄利多销，无敢居贵。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，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，主张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司马迁说过：贪买三元，廉买五元，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%，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%。《郁离子》中记载：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，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，买者甚众，一年时间就发了财，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，结果获利远不及前者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。《管子》的说法是，“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，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。”（《管子-；轻重甲》）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，市场越大，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。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，垄断盐铁批发生意，建立国家粮库，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，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、垄断和竞争相结合、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，使齐国经济发展，国库充实，能够成为春秋五霸。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，前越国大臣、后下海经商的范蠡，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（《史记-；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》）；用12头牛犒劳秦军、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（《史记-；秦本纪》）；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。（《史记-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》）
秦统一六国后，随即统一度量衡、货币和文字，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，修建灵渠，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，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。当然，秦始皇“尚农除末”，商业不发达。但是，汉高祖平定天下后，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，市场迅速发展起来。汉朝吸取秦的教训，轻敛薄赋，只收6.67%的农业税，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。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，汉初崇尚黄老哲学，放任无为，不抑兼并，相当于现今的“新自由主义”政策，结果，市场活动强烈，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，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大地主避税能力强，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，迫使晁错提出“纳粟拜爵”政策。到汉武帝时期，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，但国家粮库又空了，边境又告急，不得已，只好征收6%的财产税。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，一经告发，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，另一半收归国库。一时间，“杨可告缗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遇害”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。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，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，统治者懂得了，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，必须“重农抑商”，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。从此，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。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人们对商人的认识总是离不开“奸诈”、“唯利是图”等观念。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，自然也多是狡诈、奸滑之徒。这种“无商不奸”的心理模式，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“重农抑末”思想造成的对商业的歧视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商人以赢利为目的的营销活动缺乏必要的认识，误把少数不法商人的欺诈行为看成商人牟利的唯一手段。考察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，我们发现商人成功的秘密并非短期行为的欺诈，而是依赖于有效的营销策略。
“与时逐息”，是古代商人常用的经营策略，指通过对市场信息的调查，及时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经营方向以获取高额利润。行商在选择贩货地点和贩运何种商品时，首先要对各地的物产、物价、商品质量、运输条件、牙行优劣等商业情报作一番分析，充分利用地区间物价的差异进行贸易。坐贾在确定经营方向之前，也会对当地各行业的营业状况进行调查，分析市场行情，再根据自身的特长选择经营项目。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是否及时而准确，是贸易能否成功的前提。《史记-；货殖列传》中那位以冶铁发家的临邛富商卓氏，本是赵国人，秦灭赵，举家被迁入蜀。当时可供选择的居住地有两处，一是广汉郡，一是临邛郡。广汉郡离赵地较近，当时多数被迁之家皆争着前往。独卓氏自请远迁至临邛，因为他早已了解到临邛“民工于市，易贾”，并且可冶铁铸钱。卓氏原本便是冶铁大贾，至临邛，“即铁山鼓铸”重操旧业，很快便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冶铁商。明末传奇《万倍利》写浙江商人徐寄，以贩漆为生计，本来准备贩漆至襄阳发卖，途中听说南京紧缺漆，立即改变主意，转赴南京发卖，果然销路甚好，尽获厚利。明代的徽商，足迹遍布中国，他们对“趋时逐息”的认识更加深刻，认为“古之货殖者，必因天时，乘地利，务转毂与时逐，毋系一隅”（《太函集》卷５１）。市场需要什么，就经营什么，这是经商逐利的首要前提。
“买必随时，卖需当令”，贸易机会的把握是商人决策的关键，直接关系到能否赢利和赢利多少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欲贵者以贱为本，欲高者以低为机。”古代商人以此注释市场物价变化的规律为“凡货极贱时，终须转贵；快极时，决然有迟”（《士商类要》卷２，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引于此）。把握最佳贸易时机，便是在价格的涨落之间寻找最佳买卖时点，以获取最高限额的利润。对这一时点的把握，古代的商人们总结出了二条规律，其一为顺价逐利。即在物价看涨时及时购进，当涨幅达一定程度时卖出，至物价看跌时，停止购进。这便是所谓“迎头快者可买，迎头贱者可停”。其二为囤积居奇，待价而售。即在物价下跌至极低点时，大量购进囤积，待物价回涨上扬至一定程度时，才趁机以高价抛出。这种办法，对于资产雄厚的富商大贾特别有利，既可避免风险，又可发扬其资本雄厚的长处进行商品囤积。因为“价高者，只宜疾赶，不宜久守，虽有利而不多，一跌便重。价轻者，方可熬长，却宜本多。行情一起，而得利不少，纵折却轻”。商人能否把握准贸易的最佳时点，不仅需要丰富的贸易经验，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。一要沉着镇定；二要当机立断。即在市场行情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下，“如逢货贵，买处不可慌张。若遇行迟，脱处暂须宁耐”。又要求商人“买卖虽投于经纪，主意实出乎自心”。在决策时做到胸有成竹，不受外界因素干扰，当断则断，以免坐失良机。
“公平交易”，是古代商人树立信誉的法则。经商的目的是逐利。尽管使用商业骗术能使商人在短期内牟取暴利，但一旦失去信誉，无疑是自断销路，更为社会伦理所不容。古代商人多数能从长远的商业利益出发，坚持价格公道，买卖自由，薄利多销，互惠互利，诚实经营，公平交易。明中后期被商人视为经商指南的《士商类要》、《士商必要》等书，在总结贸易经验时，一再强调商业信誉的重要，称“公平正直者，当交易之场，高唱其价……阴险奸猾，背地诲议，其间得无弊乎。”历史上许多成功的商人，皆视信誉如资本，被世人称为“廉贾”。明朝徽商吴南坡称“人宁贸诈，吾宁贸信，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”（《明清徽商资料选编》）。由于他以诚取信于人，故四方顾客都争购他的货，甚至在市场上只要看到货物的包装上有“坡公”字样，则十分放心，持货便去，毫不担心货物的精恶长短。明末传奇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中记载了许多商人发家的故事，其中很多皆以“物价公平”、“做生意甚是忠厚”、“为人公道”等等享有信誉，故生意越做越红火。《觉世名言》中记载北京的萃雅楼，以“货真价实”四字为经营原则，做到进货时三不买，即低货不买，假货不买，来历不明之货不买；出货时三不卖，即太贱不卖，太贵不卖，买主信不过不卖。诚实经营为萃雅楼赢得了良好的声誉。当时京城从平民到官吏，都慕名前去购货，生意日益兴隆。
“广行招徕”，是古代商人的促销策略。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吸引顾客，商人们注意到利用宣传效应扩大影响，招揽生意。最原始的“广告”形式是那些悬挂在店铺门外的招牌、酒幌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商人开始从字号、商标、店面等方面来突出所售商品的优质，并且有意识地展开舆论宣传，吸引更多的顾客。北魏时商人刘白坠酿制的鹤觞酒在当地颇有名气，一新任地方官带此酒赴任所，路遇强盗，掠酒狂饮大醉，地方官趁机呼人擒之。此事在民间一传开，刘白坠趁机将酒改名为“擒奸酒”，巧妙地利用舆论扩大影响。果然，“擒奸酒”名声远扬，竟被当时游侠渲染为“不畏张弓拔刀，唯畏白坠春醪”（《洛阳伽蓝记》卷４）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的商业繁荣状况，图上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招牌、幌子，而且凡酒店门前皆搭彩楼，引人注目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形容街市的酒店林立为“彩楼相对，绣旗相招翳天日”（《东京梦华录》卷２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宋时期已开始出现印刷广告，上海博物馆所藏济南刘家针铺广告铜版，图文并茂，将产品的质量、性能以及针铺的经营方式、商标等一一介绍，与现代广告已相差不远。明清时期商人的招徕方法更加丰富多彩。明末北京正阳门外的商业区，店铺林立，其招牌有高达三丈多者，不仅装饰华丽，而且也注意到利用招牌宣传商品名贵，手艺高超，如有“天下第一酒馆”、“药到病除，只此一家”等广告用语。商人还充分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作宣传。相传明中后期著名画家陈洪绶曾为一酒家作《水浒叶子》图为酒幌，一时传为佳话，酒客皆慕名而来。此外，明清时期的商人也注意到了店面的装饰与陈设对顾客心理的影响。《燕京杂记》称北京有的店铺雕红刻翠，锦窗绣户，夜晚则张灯结彩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如此不惜工本，无非是使店铺更加醒目，以唤起行人的购物兴趣。
“察言观色”、“背恶向善”是古代商人协调公共关系的策略。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上当受骗。故商人视“慎识人”为前提，选择贸易伙伴“必须合契”，做到知己知彼。选择经纪人，要“相物、相宅、相人”，不可听其花言巧语，“须要察其言貌行为”。此外还有所谓“礼貌谦谀，心中叵测”、“口是心非难与处，为人犹己可相亲”等经验之谈，教导商人如何观察别人的衣、食、言、行，以此辨别善恶，背恶向善。同时，古代商人又以“善待他人”来协调公共关系，“不可因势凌人，因财压人，因能侮人，因仇害人”。贸易伙伴之间，力求同心协力，切忌猜疑。对待经纪人，则做到“有势主家，宜以必结，无钱牙侩，要在利予”。以诚相待，以礼相待，才能取得经纪人的精诚合作。对待各级官吏，更要“是官当敬，凡长宜尊”，适当的感情投资，自然会赢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有眼光的商人，总是同政府各部门竭力合作，行商“告引”，坐贾“占籍”，按时纳税，遵纪守法。他们甚至千方百计巴结官吏和权贵，凭借官府的势力享受专卖权以及减税、免税等特权。前述西汉时著名的富商卓氏，便是取得了当时的权臣邓通的支持，获得蜀地开矿铸钱的特权，由此发家。可以肯定，自商业产生之日起，官、商相通，钱、权结合便一直是社会的一大弊病。
兵法云: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，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，为将者不可不察也。经商如作战，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，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一、知地取胜，择地生财
兵法云: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，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，为将者不可不察也。经商如作战，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，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。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，更是深谙此道。他以战略家的眼光，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。遂选陶地为营销点，果然，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，成为世贾，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，留名青史。《史记-；货殖列传》中所载，秦国灭了赵国以后，实行了移民政策，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，不愿崆?要求留在原地，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，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民风淳厚，居民热衷于买卖，商业易于发展。几年后，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。这种不惟任时，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。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，地处南北要冲，交通发达，水运便利，货往频繁。其地膏沃，有茶、盐、丝、帛之利，众多商人纷至沓来，一时商贾云集，秦商、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。有名的徽商也就是
二、时贱而买，时贵而卖
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，时贱而买，虽贵已贱；时贵而卖，虽贱已贵。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，把握时机，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。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。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，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，当机立断。魏文侯时，国人注重农耕，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。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，卖出丝漆。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，售出粮食。他曾说:我做买卖，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，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，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。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，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，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，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。所以，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，我也不会教他的。这段话，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。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。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，精心经营，以至家累千金。
三、见端知未，预测生财
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，为雪亡国之耻，终日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当得知吴国大旱，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。第二年，吴国粮食奇缺，民不聊生，饥民食不裹腹，怨声载道，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。苦心人，天不负。越王终成霸业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。这里越王勾践作的是一桩大买卖，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。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。《夷坚志》载，宋朝年间，有一次临安城失火，殃及鱼池，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，但是他没有去救火，而是带上银两，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、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。火灾过后，百废待兴，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，此时，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，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，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。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，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，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。
四、薄利多销，无敢居贵
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，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，主张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司马迁说过:贪买三元，廉买五元，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%，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%。《郁离子》中记载: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，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，买者甚众，一年时间就发了财，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，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。汉高祖刘帮的谋士张良，早年从师黄石公时，白天给人卖剪刀，晚上回来读书，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，就把剪刀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的价钱不变，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，下等的少两文钱。结果，只用了半天的时间，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，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，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，所以民间有句谚语:张良卖剪刀——贵贱一样货。
五、雕红刻翠，留连顾客
《燕京杂记》中载:京师市店，素讲局面，雕红刻翠，锦窗绣户。有的店铺招牌高悬，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，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。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，张挂名人书画，附庸风雅。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。还有些茶肆、饭馆、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。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，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，尽合诸客呼索指挥，不致错误。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，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，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，古色古香，金碧辉煌，极尽铺陈之能事，以迎合达官巨贾、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。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，出门点头送行。这些敬客如神的作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，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，一见钟情，从而留连忘返、百顾不厌。
从这里开始起步，称雄江湖
六、以义为利，趋义避财
清朝年间，有一商人名舒遵刚，精榷算，善权衡。经商之暇，喜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，他曾说:钱，泉也，如流泉然。他还说:对人言，生财有大道，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，国且如此，况身家乎。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:财自道生，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，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。子曰: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以义取利，德兴财昌，舍义取利，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，为商者应深以诫之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，他必不会用恶劣、卑鄙之手段去获利；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，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。
七、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
《韩非子-；五蠢》中说:鄙谚曰:‘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，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。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。资金不足，必须善于使用，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，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，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。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，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，腐败而食之货勿留；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，即指货币不能滞压，货币欲其行如流水，货币和商品流通了，买卖就活了。宋代的沈括举例说: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，虽百岁故十万也，如果贸而流通，加快周转，则利百万矣。
八、奇计胜兵，奇谋生财
兵家常说:将三军无奇兵，未可与人争利，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司马迁《史记-；货殖列传》中说:治生之正道也，而富者必用奇胜。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、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，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，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。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。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，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，十分茂盛，但他觉得有些异样，随手折断几根一看，发现茎内皆生害虫。于是，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。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，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。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，高梁欠收。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。
九、居安思危，处盈虑方
《书经》有云: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《汉书-；息夫躬传》有言:天下虽安忘战必危。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，竹头木屑之微，无不名当于用，业以日起，而家遂烧。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，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、食、肉。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:生意要勤快，切勿懒惰，懒惰则百事废；用度要节俭，切勿奢华，奢华则钱财竭。由此可见，经商者居安思危，勤俭为尚。处乎其安，不忘乎其危。少一些安乐，多一份忧患，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。
十、择人任势，用人以诚
孙子曰: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故善战者，必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势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。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，惟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，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，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，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，也非常出色。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，其店分为南北货房、海货房、腌腊房、酱货房、蜡烛房，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，自往各房发货，而管总者掌其纲。一日一小结，一年一大结。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，子孙尚食其利，无他姓顶代者。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，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，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，店规之严。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，由于他以诚待人，童叟无欺，名声大著，晚年罢业回乡，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，他一口回绝，并说:彼果诚实，何籍吾名也!可见，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的美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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