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末，我和米粒坐了一趟乏味的绿皮列车去遥远的北方旅行。在又脏又臭的硬座车厢遇到一个吃大葱喝哈啤的男人，他非要猜我们两个人的姓。我们给他一百次机会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没有人接着计数。我和米粒坐在他对面抽着一块钱一包的“草原”烟提神，听着他疲乏的声音报着不可能成为姓的汉字。他下车时要看我们俩的身份证，我们递给他了，他看了看没有说话又还给我们，背起他的蛇皮袋在一个叫免渡河的车站下了车。我把头探出车窗，对着他沮丧的背影挥了挥手。
列车重新滑动，我们不约而同地问对方：“我到底姓什么？”
我们带了鱼和酒去一个草原深处的蒙古包。一家四口人盛装打扮，大叔大妈，加上一个会简单汉语的儿子，和一个像儿子的女儿。他们坐在忽明忽灭的灯光下冲我们咧着嘴笑。我们围坐在羊膻味浓重的地毯上，蝗虫不时跳上大腿。我看到米粒朝那男孩看了一眼，他立刻涨红了脸把头低下去，下巴都快碰上衣领了。我俩突然都快活起来，喝光了自己带去的所有的酒。
深夜我口干舌燥地醒来，听到蒙古包顶上有声音。我爬起来，撩开门，看到下起大雨来了，我捧着雨水喝了几口，吃惊地发现米粒浑身湿透从远处跑来。
“你从哪来？”我问。
“我去看看他们家的羊晚上睡觉的样子。”她眨着眼睛说。
酒醒后我们睡不着了，躺在床上小声说话，生怕吵醒另一张床上的妈妈和女儿。
“你觉得他们会孤独吗？方圆十几里路只有一户人家。”我说。
“有羊做邻居比人有趣许多。”她说。
那会儿，我们躺着，脸和脸挨那么近，她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。它突然唤起了我的记忆，一个迥然不同的场景。它与此无关，却又有着联系，如一只蝴蝶般灵活善变，我企图抓住它……
“你参加过陈二的酒会吗？”我突然问。
她惊讶地瞪着我：“你也去了吗？”
严严实实的迷彩服和军帽，竟把我们在人群中湮没了那么久，直到三年后才彼此相认！而米粒正是清早坐在车间门口发呆的女孩。
我们都很兴奋，好像和对方重新认识了一遍。那夜，再也无法入眠。
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边境的贝尔湖边，空旷的四周静得没有一点声音，像是世界尽头。我在白色的沙滩上躺下来，头发边银色的小鱼干散发着鱼腥味，我用手挡住强烈的阳光。过了一会，我听到米粒叫我。我走过去，看到在一棵枝杈伸展的大树下，一只灰白色大鸟脖子优美地后仰，安详地躺在树下，翅膀陷在我们脚底的白沙中，羽毛在风中颤动。
“我死的时候就要像这只鸟一样，”米粒说，“飞过一片没人的地方，突然之间掉下来，‘砰’！”
如今，这一个寂静而孤独的上午已掩盖在记忆的白沙中。
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圣诞晚会上，她策划了一次诗歌朗诵。她喜欢的有一头浅色卷发的苍白男孩在一旁拉小提琴为我们伴奏，我的左边是米粒，右边是另两个女孩，我已经忘了她们的名字。我们都穿着白色的/n?k=%C1%AC%D2%C2%C8%B9
连衣裙，白色的袜子，白色的球鞋，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。
诗也是男孩写的，讲了他独自走在回家乡路上：枝桠间落下阳光，虫子沙哑地鸣叫……我先是听到了米粒在我左耳边的嗓音，如此响亮坚定，随后又听到了远处飘着自己的声音，被舞台两侧黑色的大音箱抛向了礼堂的尾部，在飞行中又融进了其他单薄至纯的女声中。
我突然哽咽了。多么莫名其妙又不合时宜的悲伤呀，我抑制着眼泪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我就这样滥竽充数地站在台上，站在她们中间，站在六百名观众的注视下，我低着头捧着念稿轻轻拨动嘴唇。可事实上，我再没有念出声一个字。
快接近清晨的时候，我又一次梦到朗诵表演，醒来后难过得要命。我这才发现自己真正讨厌的，不是那首空洞的诗歌，不是哀婉的小提琴声，不是米粒响亮的嗓音，而是自己身上的那身白裙子。洁白得刺目，像一个面具，让我成了木偶。可是面具之后的却是什么样的自己？我们是谁，我们又姓什么，名什么，我都不想记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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