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清早我听到有男人在楼下喊“斯大林”，接着又喊出了希特勒、毛泽东、丘吉尔，每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喊得特别重，听起来有点滑稽，可是又一本正经，循环不停，好像中学班委选举时的唱票。
接着天花板被愤怒的脚步震动，我家窗帘外一道影子滑过，我一念间以为楼上的泼妇把她家的猫扔下来了，紧接着听到的却是水落地的声音，约摸一盆。好一会的沉默。我又听到远处传来喊声：“斯大林！毛泽东！希特勒……”
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，上午7点，枕着一只手臂。我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车轮声、说话声、女人笑声、砧板切菜声、拉屎用力声、床吱嘎声……带着各自的音频和酱醋油烟味加屎臭混合在一起。
房子毕竟老了。刚解放的房子，楼道里没有灯，信箱没有锁，铁门没有保安，就好像一个来者不拒的女人，疯子进入了，穷人进入了，强奸犯、杀人犯进入了。我真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快感。可惜生活平淡无奇，这年头不要说目睹/n?k=%B3%B5%BB%F6
车祸，就是要遇到疯子也是件概率很低的事。想着我就迅速起床，为了能追上看一眼疯子长啥样。不过等我洗漱完毕、穿好衣服，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。估计疯子已经去了另一个小区。
生活就这样散失在索然无味的细节之中。
我从家走到车站要花10分钟，排队买包子吃，等车，在高架上塞车，在地铁里换车，步行，等电梯，开门，等老态龙钟的Windows98启动，顺便上趟厕所……等到我终于可以坐在办公桌前松一口气时，距离我躺在床上又有两个小时过去了。
这样每天24小时里只剩下6个小时是真正做事的精品时间，如此算来我们其实只能利用寿命的1/4。这可真是个悲观主义者的计算方式。
如果换作乐观主义者，他也许会认为每天吃喝玩乐睡觉才是人生的精品时间，而工作学习只是被浪费的、受奴役的时间。以他的计算方式，我们利用到了寿命的3/4。乐观和悲观之间竟差了一半的人生呀！
正在我思考这个算术题的时候，H结束了一小节的心理辅导，从玛丽办公室走了出来。他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，我听到一把硬币发出的“叮叮当当”声。他还在搜集五毛硬币，我想。
他走过来问：“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？”
我冷淡地说：“除非是全鱼宴。”
他听出了我的挑衅，不高兴地说：“治疗还没到这一步。”
我等他解释上次为什么溜走，不过他没有提。他说：“你能帮我约下周四吗？”
我打开日程簿，这才意识到吴天心正好有一个星期没有音讯了。我离开她家那天，害怕她会到诊所来找我，于是在门后留了张记着手机号码的字条。我谎称这星期休假，有事只能电话联系。可她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
“玛丽给我布置了回家作业，让我把这些鱼的图片贴在房间墙上。她还让我记录每天做的梦，你觉得这对我吃鱼会有帮助吗？”H握着一小卷像挂历的画纸。
“她是专家。”我说。
“你们员工每天也记录梦吗？”他似乎打算就这样站在前台和我闲聊，这时候华生经过我们身边，走向洗手间。虽然他并没有转头看我们，我还是一阵慌乱：“你快走吧，我在上班呢。”H欲言又止，怏怏地走了。
在我和H一起的六年中，我们分手的时间比相安无事的时间更长。对我来说，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两个奇怪的癖好，第一个是搜集五毛钱硬币。
他不喜欢五毛纸币，不喜欢滚圆光洁的银色一元硬币，只喜欢那种黄铜色的五毛硬币。他也不喜欢那些崭新发亮的，只喜欢油腻发黑的，因为后者的年代通常更久远。每次逛完街回家，他的两个裤袋里就会沉甸甸的，他把硬币掏出来装在糖果罐头里。他家书架上的五只大罐子里都装满了黑乎乎的硬币，他已经准备好了第六只罐子。
H向我算了一笔账，九四年的五毛硬币已经可以在钱币市场换到50到100块钱了，保守假设，不同年代的五毛硬币平均可以兑换到5块钱，那么，他就可以轻而易举使那五个罐子的价值翻了10倍。等他有了十个罐子，再传给孙子，那就是一笔巨额资产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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